音乐品位几乎与着装品位一样，乃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标签。不同的音乐类型与风格，不仅代表了审美喜好的多样性，甚至包含了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的差异化。
　　音乐学家诺兰·加塞尔指出，我们的音乐品位有助于塑造我们的个体身份。音乐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一部分，它深深地融入到了个人的记忆和成长中。正因为如此，许多观点认为，音乐品位与性格特征关系密切。
　　有心理学家曾进行过一项研究，声称只要知道你喜爱的音乐类型，就可以对你的性格做出足够准确的预测。但如果考虑年龄和变化因素，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个人在其漫长的人生当中，音乐品位很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最权威的心理学核心期刊——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曾进行过一项为期10年的实验来寻找其中的答案。
　　主持该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杰森·伦特弗洛博士曾对外表示：“青少年时期往往被确立身份的需求所主导，而音乐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方式。”研究表明，青少年更喜欢听激进的音乐，而30岁以后的人更喜欢听柔和的音乐，这是因为音乐是我们性格的“延伸”，歌曲里的节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
　　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音乐品位与性格特征之间是一种强关联，而审美偏好完全是性格因素的投射。问题是，音乐品位真的只是由性格特征单方面决定的？这种审美偏好只能被固化在个体性格的框架中吗？
　　实际上，音乐品位的形成，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审美差异，其实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加复杂。长久以来都存在着一种争论：个体的音乐偏好到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是自然属性造就的，还是文化环境决定的？
　　音乐偏好如何反映性格特征？
　　当我们说到音乐品位时，更多指的是普通听众，而不特指音乐领域的专业人士。有一种观点认为，具有良好音乐品位的人，比较容易接纳新潮的音乐类型，并且拥有广泛的知识素养。这类人对音乐的辨别能力是全方位的，能够识别出所有类型或流派中最优秀的作品，甚至比那些普通听众更了解他们可能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风格。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音乐是生活中的伴侣，他们不会把音乐当成一门学问来钻研。许多研究者认为，正是这种日常性的、与个体生活紧密相关的音乐偏好，反而蕴藏着更深层次的信息内容。
　　早在2008年，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便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研究，他们对来自世界各地的3.6万名参与者进行了测试。参与者被要求聆听超过104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并对其进行评价，同时提供有关他们性格方面的基本信息。
　　研究人员艾德里安·诺斯发现，人们确实通过音乐来定义自己，并将其作为与他人交流的一种方式。研究报告显示，人们经常把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和自己的音乐品位联系起来。不同类型音乐的爱好者们，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
　　比如流行音乐爱好者往往工作勤奋、自尊心强，但研究报告同时指出，他们往往缺乏创造力，更容易对环境感到不安。
　　尽管摇滚乐尤其是重金属有时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但研究人员发现，这类音乐的爱好者在现实生活中通常都很温和，他们往往很有创造力，但性格内向，甚至可能会感到自卑。
　　古典音乐爱好者通常比较内向，他们沉浸在自己及其周围的世界中，感到舒适和自由。他们富有创造力，并和流行音乐爱好者一样有很强的自尊心；喜欢爵士乐和布鲁斯的人与古典音乐爱好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同样表现出很强的自尊心、创造力和自由感。
　　该项研究成果其实已不局限于对单独的性格因素进行分析，它同时涉及到了音乐偏好与思维能力、智识特征之间的关联。
　　两种认知风格及其音乐偏好
　　实际上，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性格并非音乐偏好的主要影响因素。几年前，来自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从大脑思维的角度考察了音乐偏好的形成。与赫瑞瓦特大学的研究团队相比，剑桥团队的领导者戴维·格林伯格本身就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爵士乐手。在他看来，是两种不同的“认知风格”决定了我们的音乐品位。
　　格林伯格与另一位研究者西蒙·巴龙-科恩提出了一项理论，他们将大脑的思维模式分成两类：同理心（共情）和系统化（组织化）。
　　所谓同理心，简单来讲就是感同身受，按照心理学作家和教育家肯德拉·切里的说法，则指根据社会性的诱因或线索而对周围世界做出某种反应的能力；系统化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基于人们认为自己应该如何反应的预期构想而与世界进行互动”。
　　这两种类型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正如切里所言：“同理心得分高的人能够更加专注地回应他人的情感，而系统化得分高的人喜欢分析周围世界的规则和模式。”
　　在剑桥大学的研究中，研究团队招募了4000多名参与者，要求他们完成一份问卷调查，以确定他们在同理心和系统化思维之间的平衡度，并将其划分为共情者和系统化者。接着，参与者们聆听了26种不同音乐类型的50首乐曲，并对这些乐曲进行了评分。
　　格林伯格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尽管人们对音乐的选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我们发现，一个人的同理心水平和思维方式可以预测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事实上，他们的认知风格——无论是强烈的同理心还是强烈的系统意识——都比他们的性格更能预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研究人员发现，共情者可能更喜欢简单、朴实、柔和，并且能够唤起强烈情感尤其是诗意或悲伤氛围的音乐风格；系统化者则更喜欢复杂、激烈、能量充沛、积极向上的音乐风格，他们更容易被音乐的复杂结构所吸引。
　　尽管共情者更容易喜欢慢摇滚、R&B、乡村音乐和民谣，而系统化者通常喜欢古典音乐、爵士乐和世界音乐。但这种偏好不是绝对的，研究人员发现，音乐风格比音乐类型更适合作为区分标准。
　　这意味着，同样是爵士乐，共情者可能更喜欢比莉·荷莉戴那沙哑深沉的唱腔，而系统化者则可能更喜欢约翰·克特兰的前卫风格；在古典音乐里，系统化者可能倾向于巴赫的赋格，而共情者也许对肖邦的夜曲更感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研究过程及其结论建立在高度类型化的基础上，并不能用来完全解释每一个人的音乐取向。现实世界里，人们大多同时具备这两种思维方式，它们之间的平衡度可高可低。并且，许多人可能同时喜欢上这两种音乐。
　　就像美国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常驻作家瑞奇·奥班农在谈到这项研究时指出的那样：“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音乐品位与认知风格之间的关联性，但没有理由让自己真的局限在其中一个类别中。
　　文化差异深刻影响着音乐偏好
　　从性格、心理和思维层面寻找音乐偏好的根源，认为音乐品位与个体的先天禀赋有关，无疑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理论立场，但不是所有研究者都赞同这一方向。
　　2017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家乔什·麦克德莫特领导的研究小组选择了截然相反的研究进路，他们认为，个体的音乐品位可能更多地与文化环境有关，而不是大脑的构造。
　　为此，研究小组深入到了玻利维亚西北部的亚马逊雨林地区，对生活在这里的提斯曼人进行了考察和测试。作为当地土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文化隔绝，同时也表现出了与西方听众截然不同的音乐喜好。
　　长期以来，关于自然和文化究竟谁决定了音乐偏好这个议题，不同的作者秉持着完全对立的观点。
　　根据英国《自然》杂志记者拉明·斯吉达所述，一些科学家认为，人们对音乐的反应有生物学基础，因为人们通常喜欢那些具有特定音程比例的音符。他们认为，这将压倒任何一种在音乐品位上受到的文化塑造，实际上使它们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相反，民族音乐学家和许多作曲家则认为，这种偏好更多的是文化习得的产物。如果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的音乐偏好，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而针对提斯曼人进行的测试结果支持了后者的观点。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家乔什·麦克德莫特坦言：“在人们对协和音程和不协和音程的反应方式上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差异。”
　　研究报告显示，对协和音程的偏好——比如由C和G这两个音构成的经典和弦——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异，总体来看，这种偏好在西方文化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研究人员让100多名参与测试的提斯曼人对各种声音的悦耳程度打分。有些声音是由不同的音符组合而成的，构成了一个协和和弦，有些则是不协和和弦。有必要指出的是，提斯曼人掌握的音乐和西方音乐完全不同，他们的音乐只有单一的旋律线条，完全没有和声概念。
　　研究人员还进行了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对照实验，以确保参与者理解这项测试的任务。此外，他们还对同样数量的西方听众进行了同样的实验。在非音乐的听觉实验上，提斯曼人和西方人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比如，他们都认为笑声是令人愉快的，而喘息声是令人不愉快的。
　　但到了和声实验部分，情况就不同了。西方人对协和音程感到愉快，对不协和音程感到不愉快，提斯曼人对这两类音程同样感到愉快。
　　对西方人来说，不协和和弦暗示着冲突、压抑或紧张，而协和和弦更为舒适、积极和乐观，但提斯曼人并没有这样强烈的对比感受。
　　由此可见，音乐偏好的确可以由文化环境和个体经验来进行调节。正如麦克德莫特所言，通过该项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不同文化下人们倾听世界的不同方式。但先天禀赋论者同样也能举出一大堆相反的证据，并对文化体验在音乐偏好中占据主导地位表示怀疑。
　　过去十几年里，关于音乐品位的这一争论几乎从未停止过。或许正如美国杜克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戴尔·普尔维斯所言：“先天与后天之争永远是徒劳的。”它们总是共同影响着我们的音乐偏好。
　　音乐如此深刻地表达着我们的个人身份，正因为如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品位有高低，音乐也有新潮和老土、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也许只是一种不必要的偏见。
　　不管你的音乐品位如何，它都属于你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对音乐有很好的品位，那么，你应当为自己的品位感到自豪，同时也可以试着理解别人的品位，认可他们的意见和偏好。毕竟，音乐是如此复杂地与每个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对不同音乐品位的接纳，其实是在拥抱这个世界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