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迈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的物质条件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家庭、学校、社会对艺术教育的认识程度普遍得到提高。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中国艺术教育逐步得到普及和发展，中国艺术教育市场逐步形成，并快速发展起来。
　　但在社会艺术教育空前发展、社会艺术教育市场辉煌的同时，其背后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混乱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如何对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果进行有效考量？怎样对社会艺术学习者的艺术水平进行规范性、权威性的测评考试，指出缺陷和不足，并给予正确的指导，从而使其在进一步的学习中加以提高？随着这一呼声越来越强烈，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也就自然形成了。
　　二十世纪8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有了艺术考级，但这种艺术考级并不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只是一种带有一定自发性的民间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政策规范，艺术考级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情况十分混乱。为了对艺术考级活动实施有效管理，为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2000年6月至7月间，对艺术考级的管理工作十分重视的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专门就这项工作做了3次批示。为落实这一指示精神，文化部积极组织力量，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起草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24号），于2002年5月15日经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2002年6月17日正式施行。为规范艺术考级收费行为，文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就艺术考级收费标准发布《关于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收费标准的通知》（文教科发[2003]52号）。在总结艺术考级工作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同时兼顾行政许可法的要求，2004年7月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24号）进行了修订，2004年7月1日，文化部正式颁布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31号）。这是政府管理部门依法行政、加强管理、规范考级活动的法规，为艺术考级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提供了政策法规上的保障。
　　从教育、教化的属性上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属于社会艺术教育范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而自发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拥有庞大的参与群体，它的存在与发展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人文素质、艺术修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管理部门的积极努力、考生的热情参与、考级机构的规范操作下，艺术考级已逐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传播及普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艺术考级专业体系建设、教材及标准设置、考官认定体系、机构规范管理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考级专业涵盖音乐、舞蹈、美术、动画、表演、网络等六大门类七十多个专业。其中，中国民族民间乐器、中国舞、中国民族民间舞、书法、中国画等为中国的艺术考级所独有，具有中国特色。
　　纵观以往走过的路，中国的艺术考级，尽管波折不断，但总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不仅考级质量逐步提升，考级专业不断增加，考生数量也呈迅猛增长势头。艺术考级不仅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拉动了文化内需，在经济建设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艺术考级已成为备受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近年来，尤其是“双减”以后，艺术考级持续升温，不少家长纷纷给孩子选择了艺术的道路，一纸考级证书，成为了不少家长转换赛道的里程碑。
　　2022年两会期间，一条艺术教育相关的两会提案上了热搜第一
　　全国政协常委吴为山建议，取消中小学生各种艺术考级，推动学校美育与体育协调化共同发展，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成为学校的“美育课堂”，同时取消中小学生各种艺术类等级考试。
　　建议一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舆论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微博发起的十万人投票中，近七成网友赞成取消艺术考级。 　　为何短短几年时间，社会艺术考级从当初受热捧的香饽饽，到如今人人弃如敝履，这中间究竟埋藏了什么？人们又遭遇了什么？这当中有从为孩子减压角度出发的；也有吐槽部分考级并无“含金量”的。但背后真正的矛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其一、艺术考级“功利性”让人对其教育功能和政府行为背后的“公益性”产生怀疑。
　　第一个“功利性”是其升学加分功能。众所周知，以往的艺术考级活动由于其背后的教育部门背景，在升学加分、名校艺术特长生特招等政策加持下，社会和家长两个层面纷纷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经济支持，众多考生从挤“文化独木桥”到挤“艺考独木桥”，不管有没有天赋，很多家长焦虑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艺傍身”，增加升学砝码，从而达到人生新高度。
　　第二个“功利性”就是指纯市场化的经济行为了。过去的艺术考级收费，需要取得当地物价部门的许可，按照文化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收费标准执行。2015年，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文件《关于放开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收费标准的通知》（文科技发〔2015〕4号），放开考级报名费、考级费和考级证书费标准。至此，考级费用定价权完全交与考级机构，收费标准也随之大幅攀升。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淘汰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考级主承办机构；拉动内需，繁荣文化市场；考级机构、承办机构、考官各方经济利益得到保障，个人及机构的文化价值得到可见经济效益上的直接体现，充分调动了各方积极性。
　　但与此相对应市场经济行为资本逐利的另外一面也逐渐显现出来：各考级机构竞相发展下线（即承办单位）；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于用高额回扣的方式争抢考生资源；捆绑考级，规定音基必须和演奏搭配考级；不准跨级，或者只要补齐跨级考试费用，就可以进行高级别考级；无序发展考官队伍，各机构互相排挤，有的哄抬考官评审费用、有的具有考级资质的艺术院校不顾多年教学及考级经验将60岁退休以后的老教师排除在外、有的社会专业艺术院团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又没有渠道申报考官。凡此种种，已造成当地社会音乐界撕裂现象。
　　据网上查询数据显示，2021年在江苏省文旅厅进行艺术考级备案的机构为例：省内考级机构8家，省外考级机构22家，共有30家考级机构争抢“考级唐僧肉”，众多社会培训机构寻机与考级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广泛撒网、资本圈地，“考级饕餮盛宴”就此拉开狂欢的序幕。 　　艺术培训的高额学费、高额考级费最后买单的还是广大的考生家长，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七成网友赞成取消艺术考级。
　　其二、繁杂的量化标准与艺术教育本质相背离。
　　艺术的美丑好坏，历来多见于人们的感性认识，本无太多可以量化的指标。根据文化部2018年12月统计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登记在册具有艺术考级资质的机构达到93家，其中有关音乐类的不下40家。按照“各个考级机构须有自己的教材”这一规定，同一个钢琴专业即应该有多达40种考级教材提供社会。如此一来，过多的标准岂不成了执行中的无标准。再者，实际可供选入考级教材的曲目实际上每个级别也不外乎就那么几首经典，其余大多也是滥竽充数。暂且不说编辑出版教材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理论上来讲有种极端情况：有了考级资质的机构，哪怕编出极其低标准的教材（速度和节奏要求非常平缓或不作要求）而硬要说这是全球最新艺术成果，由于艺术具有多见于感性认识、无法具体量化的特性，谁也不能说这个就不是标准。实际考级操作过程中，考生感知到这个相对容易，在功利化思想的驱动之下，大家都会选择简单的。无形之中，艺术发展反而开了历史的倒车。 　　艺术考级是一项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设立，通过考试对学习艺术人员的艺术水平进行测试和给予指导的活动，是国家普及艺术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具体举措。
　　艺术教育工作者是守望社会的灯塔，不管社会怎样变化，都应把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作为基本的任务，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化艺术，源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美好追求。艺术考级活动作为一种检验和评判大众艺术素养和审美的重要手段，若失去能打动人心的美好的一面，乃至沦为资本围猎和圈地的工具，失去文化应有的教化功能，那么最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亦在情理之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当下，作为具有教化育人功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为社会主义艺术教育工作者，“怎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和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怎样提升人民群众艺术审美水平？怎样培养艺术后备人才？”这些才是我们应该思考解决的问题和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惟其如此，作为艺术工作者的我们才能挺直腰杆说：培根铸魂、贡献艺术力量，我们尽力做到了！
　　愿艺术考级早日回归教育的本质，为构建和谐美好社会贡献艺术的力量